转载自：海军军医大学

尽管她总是笑着，但当扫过实验数据或患者病历时，眼里似乎总是藏着锐利。

这是王红阳，中国两院里为数不多的戎装女院士之一，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创始主任。她衣着利落，短发微卷，走起路来，腰背挺得板正，以个人魄力持续挑战科研禁区。她是科研战场上的“较真者”，也是容不得半点糊弄的“严师”。

和她的研究员们聊天，才知道在她面前，的确没有什么事可以被糊弄过去。

她会逐页审阅课题报告，不允许偷懒或者模仿；审批经费很严格，“该用的钱就用，不该用的根本经不住拷问”，只把资源砸在刀刃上。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源自她对生命的敬畏——那些在她眼前逝去的癌症患者，让“为病人解决问题”成为毕生信念，而非空谈。

很难相信，从军从医50余年的她，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看不出一点疲态。想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想要开一条从未开过的路，只要她下了决心，一切都有可能。年少时不顾一切辞去铁饭碗从军时如此，去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时也是如此，带一箱器材回国开启肝胆基础研究时，还是如此。

1987年，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因筹备“中德医学协会”上海年会，对仅有一面之缘的王红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才惜才的吴孟超就和恩师裘法祖联名推荐这个年轻的消化内科女医生去德国留学。1997年，当细胞信号转导研究先驱乌尔里希教授用优渥条件挽留时，她已打包好一箱试剂，准备带回一穷二白的中国肝胆研究领域。乌尔里希教授只能抱着遗憾放她回国，在推荐信里不舍地写道：“她是我科研生涯遇到的这么多研究员当中，最优秀的10%。”

回国初期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建起中德合作实验室，质疑声此起彼伏：“外科医院要女内科医生搞基础研究？”但她始终一往直前地坚守。杨振宁先生在来院参观时惊叹：“这是一流的实验室”。

真正推动她走过这一路的，是曾经一个接一个，在她眼前倒下的癌症晚期患者。出发的原因，她从未忘记过：要为病人解决问题。这已经不只是个人壮志，而是家国大事。

中国是一个肝癌大国，是全球肝癌发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肝癌总病例的一半。由于病因不断更新换代，时至今日，中国仍有4亿人深受肝病困扰。吴孟超在上世纪中叶说的一句“要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背后，是包括王红阳在内的几代中国医学家前赴后继。

“早诊早治是前哨战，终末治疗是攻坚战，我们必须两手都硬。”王红阳带领团队15年磨一剑，研发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临床应用近80万人次。她还带领团队在胆管癌的“坚硬盔甲”上找到靶点，让曾经的“癌中之王”初现治疗曙光；牵头建立覆盖全国的肝癌早期筛查和预警队列研究，令肝病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下降。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不仅是一位女性成为院士的励志故事，也不只记录了一个癌症时代的转向，它的更细微却可贵之处在于，一颗“治病救人”的种子，如何从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最终成为参天之姿，并培育起连片的森林。

01列车驶向荒漠

上海杨浦区长海路225号，吴孟超曾在此把长海医院的一个小科室孕育成中国第一所肝胆专科医院。

五月中旬的上海下了暴雨，长海路上没什么人，但进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浦院区，就能看到略显忙碌的门诊大厅，穿过去，两分钟即走到了王红阳驻守了28年的3号楼。大楼内部构造简单，层间略显低矮，实验室保留着千禧年初的布局，桌面上摆满了小型器材和瓶瓶罐罐。

“那些改变肝癌诊疗史的历史性发现，就是诞生在这里？”“就是这里。”

更具现代化、仪器更先进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在嘉定新院落成，但王红阳仍习惯在这里办公。她的办公室有一张人体工学椅，但她不要坐，就找来一张最基础的木凳子，这样更踏实。不论外面是下雨打雷，还是飘雪凝霜，她就坐在那里。

正在读研二的李诗瑶去年在某个夜里12点做完实验，准备回家，抬头一看，院士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暗自佩服，“一个73岁的人还在为科研数据分析熬通宵，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躺平’？

再回溯王红阳的人生，好像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恰似一列不断驶向荒漠的列车。从大城市到大西北的荒漠，从临床医学到基础研究的荒漠，从顶尖研究所到空白实验室的荒漠。如果她在年少时选择“随波逐流”，也许会在区委机关较为稳定地度过一生，但她身上的那股拧劲儿，让她不断推翻眼前的路，又走向一条新的路，重塑一个自己。

17岁那年，这个在江南长大的女孩提前送了自己一份成人礼：从军。她辞掉了机关工作，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大西北的野战医院入伍。

她在野战医院学到的第一课，是目睹宁夏固原的妇女在土窑里承受生育之痛——有位母亲19次妊娠，却只留下3个孩子，产后感染的伤口在艾草烟熏中溃烂流脓。

“那时我才懂，医学不仅是治病，更是要在贫瘠之地种下希望的种子。”

再回忆起来，她仍然难掩痛苦。王红阳告诉南风窗，在那个时刻，她发现祖国需要提升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这些妇女也需要有人来帮助。但不久后，她又意识到这不只是医疗保障的问题，还要提升核心的医疗能力。

那是1973年的寒冬，王红阳的父亲罹患肺癌去世了。在病床前，她看见所有的止痛药在癌细胞面前都苍白无力，专家会诊后的摇头，让年轻的王红阳再一次看到了医学的局限。“连大城市都束手无策，那些偏远地区的患者该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不甘，她再次登上列车，目的地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彼时，当同龄人忙着在稳定的岗位上扎根时，她却走进了百废待兴的医学荒原。从护士到医生，从临床到科研，每一次转身都意味着从头再来。

直到28年前，吴孟超院士的一句话成了又一次启程的号角。他大手一挥：“整层4楼都给你，去闯吧。”那时的实验室不过是间空屋，第一张实验台是从病房拖来的旧木桌，玻璃器皿要去病房回收后反复刷洗。

可她却在这里分离出原代肝癌细胞株，在试剂短缺的年月里，用从德国带回的加样器、匀浆器、转膜仪开启了信号转导的研究。

以此为前情再去看那间略显简朴的实验室，心境便截然不同。而后来之人眼中的理所当然，在王红阳真实的生命体验里，每经历一次“大变局”，又有多少苦楚与纠结，恐怕连现在的自己也无法数清了。

对于她而言，所有的奔波与坚守，不过是为了兑现当年在父亲病床前、在西北土窑里许下的愿，让更多人，不必在病痛的荒漠里孤独地等待黎明。

王红阳一直是这样。

02能力者的好运

当王红阳一次次偏离“常规轨道”，支撑她的从来不是命运垂青。若要寻一个贴切的意象，她更像生于水泽的菖蒲——叶如剑刃，根扎沃土。

在小学时，王红阳曾夺下江苏省自由体操比赛冠军，这或许是人生初章的注脚。器械上的腾跃翻转，为她带来了“极致专注”与“抗压韧性”。

1973年的那场高考，是动乱时期唯一一次恢复考试选拔，这成了命运抛来的第一块敲门砖，王红阳抓住这次机会，没日没夜地学习，在煤油灯下恶补数理化，用三个月的时间啃完中学课本，最后以兰州军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叩开第二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的校门。

到了1977年，已在长征医院担任临床医生的王红阳，再次展现出“主动破局”的本能。当年，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英语中级班，但报名要求是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王红阳想去，就在办公楼前拦住院长去路。“给年轻人一个考试机会，我们一定学得更快。”她的据理力争换来了破格参考资格，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为了学好英语，她还花了一个月工资，买来原版西氏内科学苦读。

这也为此后的际遇悄然埋下了伏笔。

这临床12年的时光，让王红阳从住院医生成长为主治医生，虽然学会了治病救人，但面对癌症晚期的患者，还是作用甚微。许多肿瘤患者仍像父亲一样，无药可用，又经受不住化疗的痛苦，一个接一个地，在她眼前病故，王红阳感到沮丧和无力。她逐渐意识到：“当医生只能救少数人，做科研却能救无数人。”

于是，王红阳开始寻求在学术上继续深造的机会。

1987年，吴孟超院士筹备“中德医学协会”年会，急需精通英语的临床骨干，王红阳便因此入选。这一趟，让吴孟超发觉，医院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好苗子，勤奋、专业，外语水平高。会后，吴孟超便与裘法祖联名推荐她赴德留学，德国大众基金会提供奖学金。

但她随即迎来更严苛的考验——去德国，英语还不够，还必须在10个月内通过德语关。于是，在同济大学德文班的教室里，王红阳每天带着面包早读，深夜对着700页的德语强化教程标注密密麻麻的笔记。最终，她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乌尔姆大学医学院、德国科学院新生中的唯一中国女孩。

几年后，王红阳还因为中、德、英三语都能熟练运用，成为了马普生化研究所的所长助理，负责接待各国代表团，逐渐串联起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这已是后话。

回过头来再看，所谓的运气，完全建立在她的能力之上。这一切，让人不由得相信，很多事情，即便不是当时的那个瞬间、那个机会，也一定是下个瞬间、下个机会。命运有时酷爱捉弄人，但在王红阳身上，如果真有“运气”的存在，那应当是命运选中了她，她必定要去做一些事情。而王红阳又正好努力地做到了。

03被光选中的人

还是要谈到那个最具命运感的夜晚了。

1996年的一个暴雪天，吴孟超来德国出差，这个当年也已74岁的老院士，顶着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坐了6个小时车，在晚上10点抵达了王红阳位于慕尼黑的办公室。王红阳在马普生化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核对完最后一组信号转导数据，抬眼便见吴孟超院士推门而入——老人身上落满了雪，他对王红阳说：“想把你请回国。”

那个时候的王红阳，已经成为马普生化研究所的一名佼佼者，乌尔里希教授眼中“最不愿放走的学生”，她主导的胰腺肿瘤研究正进入关键期。所有人都以为，这位东方女科学家会在此深耕。

但吴孟超知道，这个年轻医生，心里始终燃着一团火——中国乙肝病毒感染者超1亿，肝癌发病率居全球之首，而德国实验室里连一份完整的人肝样本都难寻。

“我们建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要做‘院所合一’研究所，让临床与科研真正握手。”吴孟超的声音带着跋涉后的沙哑，“中国的肝癌防治等不起，你是能扛这面旗的人。”

王红阳在德国主要学习的是生物信号转导研究。这属于当时国际上的新兴的学科，它既研究疾病的机制，又研究药物如何治疗。它倾听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对话，了解各种分子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找到它们彼此调控和制约的规律和方法。

在德国的三年，王红阳越是深入信号转导研究，越清楚中国肝病防治的特殊性。西方主攻的胶质瘤、胰腺癌在国内发病率低，而乙肝、酒精肝、脂肪肝催生的肝癌，正以每年38万例的速度吞噬生命。

因此，研究肝癌一直是王红阳的执念，这与吴孟超“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愿望一脉相承。

暴雪夜的促膝长谈持续到凌晨。当吴孟超掏出“院所合一”的规划图，王红阳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父亲临终前的病床，西北妇女在土窑里的呻吟，自己在临床12年摸过的那些坚硬的肝癌病灶……这些记忆让她在黎明到来前，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之后，在乌尔里希教授的办公室里，她用德语诚恳解释：“中国需要一座桥梁，让基础研究扎根临床土壤。”导师最终点头，不仅赠予60万马克启动资金，还申请了科研经费与中国共享。

1997年春，载着集装箱实验器材的货轮驶向上海。其中最珍贵的，是她亲手培育的12株肿瘤细胞系—这些在德国无菌室里长大的“种子”，即将在黄浦江畔的旧仓库里，扎根成中国首个肝癌生物样本库的根基。

全新的试验也在发生。回国第一个月，王红阳穿着白大褂站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手术室门口，恳请主刀医生：“让我留一点病变肝组织。”在20世纪末的中国，科研取样尚属“离经叛道”，但吴孟超亲自布局签署《样本捐赠协议》，当第一份样本存入零下80℃的冻存柜，中国肝癌研究从此有了可追溯的“基因地图”。

2006年，由王红阳执笔，联合吴孟超、汤钊猷、杨胜利、顾健人、闻玉梅、郑树森六位院士，向国家提交了“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报告。

2012年，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开工建设，王红阳为中心主任。

那个暴雪夜的双向选择，自此早已超越个人际遇。吴孟超用院士的声望为年轻科学家铺路，而王红阳用国际视野为中国肝癌研究搭建了桥梁。

04板凳须坐十年冷

王红阳是一个愿意磨、愿意等的人。

在德国马普所的无菌室，她曾对着测序胶片一坐就是36小时。当时的条件下，做基因测序是完全手动的。每个碱基都要靠酶促反应逐帧显影，前前后后十几道工序，要一天半才能拿到结果。一旦发生失误，就很可能只得到一片空白。

而仅仅是克隆一条新的基因，她就需要重复加样8000余次。

王红阳的弟子文文，现在已经是国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他在指导自己的学生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时候，就会以王红阳的亲身经历来举例子。一个细微的操作，会导致几天的工作成败都受到影响。这也是最基础的道理，做科研要戒浮躁、有耐心。

但这份等待的勇气，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肝癌研究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是个异质性很高的恶性肿瘤，每个肝癌患者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既有病因区别，也有遗传差异。

从德国回到上海后，王红阳发现一个问题，国内把研究精力都集中在终末期的肝癌方面。然而，要降低肝癌的发生率和病死率，必须把重点前移，预防发病。否则，晚期肝癌手术做得再好，也难以根治，最终还会复发转移，出现肝脏衰竭。

所以从建实验室开始，王红阳就带领团队，力求能找到一个可以实现早诊早筛的生物标志物，以此开发早诊试剂盒。当时国际上普遍沿用的是AFP（甲胎蛋白）作为检测标志物，但它有约40%的假阳性率，并不算特别准确。

然而，真理之路，注定充满荆棘。在发现肝癌诊断标志物，并制备特异的单克隆抗体时，由于技术不成熟，实验过程中极易形成难以溶解的包涵体，他们频频遭遇失败。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

还有一个“心理挑战”在于，专利面世之前，研究团队不能提前发表论文。在最终的产品验证过程中，他们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几千例的重复实验。但对于年轻的研究者而言，论文是打开学业、事业上升通道的关键途径。

马拉松式的研究，要如何经受住十几年也没有成果的磨炼？

因为中国还没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王红阳团队的研究之路任重道远。

王红阳首先告诉学生，“板凳须坐10年冷”，要保持“为病人解决问题”的初心。除此之外，她会调配好每个人手头的不同工作比例，确保研发和论文不冲突。作为王红阳院士最器重的嫡系弟子与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从2001年起便跟随导师深耕课题研究的陈磊教授，目前已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博士生导师。

他回忆，为了完成这一个项目，实验室前前后后有十来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接力去做。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肝细胞癌的高特异性肿瘤标志物GPC-3（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它的灵敏性更好，可以联合AFP检测排除假阳性、假阴性，同时还是一个潜在治疗的靶标，可以用于CAR-T疗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

因为GPC-3的发现，2014年，中国拥有了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此后，王红阳团队还建立“金字塔式肝癌高危人群分层筛查体系”，推动肝癌的早筛新策略运用。

政策也开始向癌症早筛倾斜。2019年，“实施癌症防治行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印发。这被视为癌症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以后，恶性肿瘤早诊及传染病重大专项的研究有了绿色通道，审批的程序成本大大降低，得到的关注和科研经费也在增加。

这使得王红阳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下一步——尽管GPC-3是一个很好的特异标志物，但它并不能覆盖肝癌所有的高危病因。因此，王红阳团队仍在寻找可以联合使用的标志物以及针对性药物，覆盖更多的肝胆病症精确诊断和精准治疗。

近年，她还带领团队研究，发现国外一款治疗骨髓瘤的药物“硼替佐米”对胆管癌有效。国际上将其评价为：“在胆管癌坚硬的盔甲上打开了裂隙，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策略。”

05传递火炬的路

十几年来，研究的有效推进和专利成果，不仅拯救了数十万患者，也让王红阳和研究团队的名字，在公众视野里，日渐变得更加清晰。

从2004年起跟随王红阳的研究员付静，说起一件事，自己的小孩某天从学校回来，突然告诉她：“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图书角，看见红阳奶奶了，我还在一张团体照片上看到了你。”小孩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她说，自己曾面临过家庭和事业难以平衡的问题，但老师总是能给她一些榜样的力量：“科研女性的困境，不是要证明我们能和男性一样，而是要让世界看见，我们本就该站在这里。

其实，在1989年赴德国留学时，王红阳也才刚刚生下孩子不到3年。回国后筹建实验室的三年间，她频繁往返中德，行李箱里除了试剂便是给儿子的礼物。

“科研女性的困境，不是要证明我们能和男性一样，而是要让世界看见，我们本就该站在这里。”

有一次，尚且读小学的儿子得了支气管炎，出现了严重哮喘，她只好将他送去长海医院输液治疗。在急诊科，她一边看护着孩子，一边写论文。这一幕被吴孟超看到，转身就给机关打电话：“科研人员的大后方，我们要守好。”

如今身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王红阳更懂得这份传承的重量。在她的团队里，45%的科研骨干是女性，而全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物领域占比已超半数。这个数据让她欣慰，但另一组数字却仍然刺痛：两院院士中女性仅5%，杰青优青评选里育龄女性常因生育断层失去机会。

2015年，王红阳的团队中，二胎妈妈陈瑶研究员捧回了国家优青证书，这一成就颇为不易。因为常规杰青、优青的评选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但女性生一个孩子可能就会导致两三年内无法完全投入科研。

王红阳数年都在为“女性科研人员年龄放宽3岁”的政策奔走。她说：“我们不是要特权，是要把被生育所占的时间，还回来，重返工作岗位。

2019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上，王红阳作为唯一亚洲女性代表登上主论坛。同年，王红阳成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2024年起，在女科协的建议推动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女性科研人员申请杰青的年龄限制放宽到48周岁。

今年，王红阳的团队除了在Cell、Nature发表多篇顶刊论文，还有一件小小的“喜事”：今年初夏，36岁的青年骨干陈淑桢副研究员结婚了。她以前总担心琐碎的生活和年龄的增长会让人失去冲劲，想趁着年轻多干一些事。

但看着王红阳73岁仍踩着小高跟穿梭于实验室和会议室，热忱地工作，优雅地生活，陈淑桢忽然明白：“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正如王红阳所说，真正的代际传承，应该是让年轻女性相信，科研的火炬可以和人生的灯火，温暖地交相辉映。